通工人知识；消改工人困难；提倡工人尚武；主持工界参政。

    所谓促进工业发达，即拟组织品物陈列所、劝工场等，如徐企文曾和清江支部发起组织工党第二金银工厂，上海工党翻砂同义会亦曾打算自行集资，设厂制造等；所谓开通工人知识，即拟组织补习所、星期学校等，如有些支部曾组设阅报书社、工余夜课等；所谓消改工人困难，即拟开办劝业银行、工人储蓄银行等，如该党曾议决将原湖南支部所设劝业钱局移沪改设工人银行等；所谓提倡工人尚武，即拟组织工团等，如安徽支部曾组织工程义务团，以备为“征库”时提供服务等；所谓主持工界参政，即向政府提供工业上的议案等，如该党曾就工人的生活待遇等问题拟定多种方案，准备向当时的沪军都督府提出请愿等。

    朱志尧时期的工党核心当为第一条“促进工业发达”，实质上就是提倡实业救国，它强调阶级调和，不提倡工人罢工，主张与资本家通力合作，即所谓劳资合作，以便同欧美各国争存竞胜。

    这也是林淮唐最初和朱志尧来往时，一下便认定当时的工党只是一个纯粹的“工业党”性质的组织。无非强调生产高于分配，主张生产力是可以脱离生产关系存在的、具备神圣性的事务。

    所以早前朱志尧掌权时期，工党就曾提出过诸如工人如有增加工资的要求，必须先通告各企业家，而不能实行罢工的政策。当时就连立场比起朱志尧左倾很多的徐企文，也曾劝告工人“注意道德，勿为蛮横之行为”。

    但无论如何，徐企文和马日事变以后被上海人民所驱逐的朱志尧有很大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能够成为总工会秘书长的原因所在。

    即便单纯从“工业党”的角度出发，主张保护劳工的徐企文，也比主张劳资合作的朱志尧高明很多。为了发展实业，不使工人因“过度劳动”而对“劳动问题”产生“恶感情”，徐企文很早就对工人的切身经济利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关心。这在当时的政党中，可说是绝无仅有，因而是难能可贵的。

    首先在思想上，徐企文已经认识到“职工者，工业之花也”，“可爱而不可贱”。其次在行动中，他还支持过工人反对个别所谓“不人道”的资本家。如林淮唐初到上海时，上海各厂翻砂工人为争取缩短工时、增加工资罢工，徐企文曾组织罢工干事会作为工人后盾，使罢工取得胜利。

    在上海小木工人罢工期间，面对雇主的解雇威胁，徐企文也亲自出面邀请所谓“素抱人道之资本家二十余人”，共同发起成立工党第一木工公司，以防工人失业，使罢工取得胜利。

    现在工党已经完全被合并入社会党之中，原本朱志尧那一派的“开明士绅”、“工头领袖”都被驱逐出去，徐企文则很受林淮唐的欣赏，负责起了更大规模的工运组织来。

    林淮唐笑谈道：“徐秘书长如今忙着全国总工会的事情，这么深夜来找我们，我是不是也要学一学周公吐哺？”

    徐企文为人比较严肃，没接林淮唐的玩笑话，而是直接抽出几张公文档案，拿给林淮唐、林时爽两人看：

    “书记长，自从民国告成以来，南北工界方面便陆陆续续又组织了许多政党，其中不乏有与我们社会党和工会主张类似的组织。”

    “哦？这我还没有了解过。”

    徐企文说道：“北京有沈佩贞等人发起了一个新工党，还有张树田等人也组织了一个同样叫工党的政党，嗯，还有朱启明等人，筹组了一个中华民工党，然后便是戴季陶，书记长认识此人吗？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在我们党的机关报观察日报上刊登过三期。”

    林淮唐和林时爽对视一眼，说：“有些印象。”

    “戴季陶也发起组织了一个劳动党，此外还有同盟会的元老前辈谭人凤老先生组织了一个叫做工党促进会的新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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